本章的目的是探讨医学与《圣经》的全备性（The Sufficiency of Scripture）这一教义之间的关系。如果我们能清楚地了解这二者之间的关系，就可以避免在辅导那些被贴上了某个医学问题标签或DSM-5标签的人时心生担忧。

事实上，我们很难从《圣经》中挑出一条单独的教义，然后说圣经辅导就只依赖这一条教义。大多数人都知道，辅导事工需要“神全备的启示”，即从创世记到启示录的所有真理。任何一条来自于《圣经》的教义都不能被忽视和被排除出去。

但如果你问我，有关《圣经》的哪一条教义最常遭到攻击或被滥用，我会回答你——《圣经》的全备性。《圣经》在许多地方都谈到了这一教义。我最先是通过彼得后书1章2至3节了解这一教义的。这两节经文并不复杂；当彼得在这两节经文中教导我们有关在耶稣基督里的身份这一好消息时，他也顺带揭示了《圣经》全备性的教义：

愿恩惠、平安，因你们认识神和我们主耶稣，多多地加给你们。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虔敬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召我们的主。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彼后1:2-4)

在这段经文中，彼得很明显是在告诉我们——《圣经》包含了我们所需的所有道理和知识，以使我们能过一种荣耀天父的、敬虔的生活。

事实上，有许多人已经著书立说来阐明这一教义，这些作者包括杰·亚当斯，①约翰·弗雷姆，②以及希斯·兰伯特。③然而，在如何将这一教义运用到辅导的实践中，尤其是辅导那些有严重的问题或被贴上了DSM-5标签的被辅导者时，许多人又变得模糊不清了。我想大多数辅导员都曾遇到过这样的情况：辅导对象会告诉我们，他们之所以有这样的想法、感觉和行为，就是因为他们被贴上了某种医学或心理问题的标签。他们还可能会说，就是因为这个疾病的标签，他们做不出任何的改变。他们认为，在属灵的事物上，《圣经》可能是全备的，却对那些被确认为医学问题的情况显得无能为力。

两个极端

人们经常问我的一个问题是：诸如精神分裂症和双相情感障碍1型的躁郁症，这些精神类疾病的诊断是否可信呢。他们会用《圣经》当中某些人物的生平故事来试图“证伪”精神类疾病存在的真实性。他们会用扫罗的狂暴、大卫的装疯卖傻、约拿为一棵蓖麻树的命运而情绪起伏以及尼布甲尼撒的类似精神病的发作来论证：这些出自《圣经》的例子表明，DSM-5所给出的诊断，比如精神分裂症和双相情感障碍，并不是一种因大脑异常而产生的心理疾病。

因为这四个人不可能患有大脑疾病。扫罗的狂暴是因为他在与他一如既往地不悔改的罪作斗争。大卫装疯卖傻是为了避免被人追杀。约拿因为自私，而尼布甲尼撒的发疯是来自神对他的傲慢的直接回应。

于是有些人推论说，因为这些人的“心理疾病发作”只是看起来像是精神分裂症或双相情感障碍1型的躁郁症而已，但实际上并不是，所以类似“误诊”的情况也可以在现今发生。他们继续推论说，既然这四个人的问题可以用《圣经》的原则加以解决，那么圣经辅导就应该足以应对现今所有类似的问题。甚至如果不同意他们的这种说法，就意味着我们不同意《圣经》的全备性这一教义。

这是一个极端，即彻底否认精神疾病的存在，并认为《圣经》本身就可以解决一切的问题，包括医学方面的问题。

另一个极端是：有人会说《圣经》并没有给我们提供“全备的指导”，来帮助那些问题复杂的人。虽然圣经辅导员可以帮助被辅导者应对轻微的忧虑和悲伤，但碰到有严重问题的人时，《圣经》就不能满足他们的需要了。诸如被诊断为重度抑郁、强迫症、创伤后应激障碍和复杂的创伤等心理疾病，只有受过世俗相关专业训练的咨询师才能给他们提供所需的关怀和辅导。

作为一名医生和圣经辅导员，在过去的20年里，我一直在这两个极端之间来回徘徊，当然了，我也受到了两边同时的批评。我想，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圣经》是否是全备的，圣经肯定是全备的，这一点无可厚非。同时，正如鲍勃·史密斯博士（Dr. Bob Smith）经常说的：“并不是所有的医学问题都是圣经辅导要涵盖的问题。”

对于那些不幸处于两个极端的人来说，可以在三条教义和医学科学之间的互动中找到解决之道。这三条教义是普遍恩典（common grace）、罪对人心智的影响（noetic effect of sin）和《圣经》的全备性（the sufficiency of Scripture），这三条教义可以帮助我们解决在医学和圣经辅导互动时所带来的困扰。

《圣经》的全备性

许多神学家都曾写过有关《圣经》全备性（或“充分性”）的文章及书籍。在这里，我选择约翰·弗雷姆（John Frame）所给出的定义，因为我认为这一定义也触及到了医学问题的核心。下面是弗雷姆的定义：

有些基督徒会说，《圣经》的全备性只局限于属灵的事物、讲道或神学研究；但对汽车修理、管道工程、畜牧业和牙科等领域来说，情况就大不相同了。不仅如此，还有许多人会争辩说，《圣经》对于科学、哲学、甚至伦理学，都不是全备的。但这样的说法实际上忽略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当然了，比起牙科，《圣经》有更多与神学相关的具体的内容。但就我们所讨论的内容而言，全备性并不是指“在具体的内容上全备”，而是说神的话语是全备的。《圣经》中神的话语对我们所有的生活都是充足的。有水管工需要的神的话语，也有神学家需要的神的话语。因此，《圣经》对于管道工程和神学研究都是全备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说，圣经对科学和伦理学也是全备的。④

我真希望弗雷姆在最后一句能把“医学”也加上，即“《圣经》对于医学、管道工程和神学研究都是全备的。”《圣经》包含了一个医生成为一个敬虔的医生所需要的所有的神的话语。《圣经》或许没有告诉我们如何建造一台磁共振成像扫描仪或如何堵住家里漏水的管道，但《圣经》的确告诉了我们该如何以敬虔的方式完成这两项工作，并在此期间荣耀和尊荣我们的天父。

《圣经》并没有告诉我们如何治疗喉咙痛、心脏衰竭或胆囊病变的所有信息，而医学给了我们相关的答案。正如我的一位朋友曾说的：“《圣经》告诉了我们该如何应对忧虑，但圣经并没有告诉我们忧虑的生理机制是怎样的。”

同样的，当圣经辅导员在辅导那些患有抑郁症、强迫症或受过创伤的被辅导者时，《圣经》也包含了一切他们所需要的神的话语。无论一个人被贴上了DSM-5中的哪种标签，这人都能在神的话语中找到应对的方法。当耶稣告诉我们到祂那里去找到安息时，这并不是一个空洞的应许。但这是否意味着在帮助那些有挣扎的人的时候，医学什么都不能提供给我们吗？

普遍恩典

普遍恩典这一教义说的是，神对得救和未得救的人都给予了许多的祝福。比如，无论我们是否相信神，我们都在呼吸着同样的空气，如果没有了空气，我们就无法生存。正如耶稣所说：“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太5:45）。基督徒和非基督徒所种的庄稼都能生长，这就是因为神的普遍恩典。

这种普遍恩典也延伸到了我们可以认知的事物上。通过普遍恩典，神允许我们所有人，无论是否重生，都能知道一些真实的事情。普遍恩典的这一个方面使我们能够驾驶汽车，使用手机，乘坐飞机，并服用治疗癌症的药物。普遍恩典也涵盖了医生和心理学家对人们在思想、行为和情感方面的挣扎所做出的正确的观察和结论。

在《圣经辅导神学》（A Theology of Biblical Counseling）一书中，希斯·兰伯特（Heath Lambert）就将这种普遍恩典延伸到了医学领域，并描述了这将如何为圣经辅导员们提供帮助。他在书中写道：

来自非信徒的研究贡献可以为圣经辅导事工提供各样的信息。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医学方面的知识就可以为我们提供类似帮助。因为人既有身体也有灵魂，而且《圣经》并没有为我们提供所有医学方面的知识，所以，医生是圣经辅导员的重要辅助。如果我们不能将我们的辅导事工与医生的医学能力结合起来，那么我们的辅导就会非常乏力。⑤

许许多多的医学研究可以为我们提供有益的见解，让我们能充分了解我们所服侍之人的思想、行为和情感，这就是普遍恩典所带来的礼物。正如兰伯特所说，如果我们不能利用神提供的这一份普遍恩典的礼物，我们的圣经辅导将变得异常“贫乏”。但与此同时，虽然普遍恩典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也有其局限性。

罪对人心智的影响

虽然我们应该对普遍恩典带来的知识加以利用，但我们也必须要提防这一过于简单化的观念，即认为医学专家们对他们所发现的事实的解释总是正确的。为什么这么说呢？这就要讨论另一个重要的教义了，即“罪对人心智的影响”。

如果你之前没有听说过Noetic（心智）这个词，那你并不孤单。当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词时，我在想，“诺亚”和“方舟”与我们的罪能有什么关系。⑥梅里亚姆·韦伯斯特在线词典（The Merriam-Webster Online Dictionary）将这个词定义为“与心智有关或基于心智的”。除此之外，该词典还解释了这个词的起源：“Noetic源自希腊语形容词noētikos，意思是‘智力’，也来自于动词noein（‘思考’），还来自于名词nous，意思是‘心灵。”⑦由此可见，“noetic”这个词并不局限于圣经辅导领域，而是涉及人类所有的思想领域。

因此，当我们谈及罪对人心智的影响时，我们指的是在我们的思想中发生了的那种变化，这种变化是因人的堕落引起的。如果亚当和夏娃当初在伊甸园中没有选择违背神的命令，那我们的感知、思考、处理信息、有情感地做出反应和做出选择的方式就会大不一样了。正因如此，当我们盯着科学事实看的时候，我们总是会不由自主地对这些事实做出一些错误的诠释。也正因为如此，我们不仅需要谨慎地对待我们对事实的诠释，还需要谨慎地对待对人的分析，即使是那些看起来能够做到完全客观的专业人士，也需要足够谨慎。用约翰·弗雷姆的话说：“从来就没有‘纯粹的事实’，换句话说，所有事实都包含对其所做的解释。所有的事实都是根据神对它们的解释而形成的。正如事实与神对它们的解释密不可分一样，我们对事实的理解也与我们对事实的解释密不可分。陈述事实和解释事实其实就是一回事。”⑧如果大家对在研究中通过操纵数据来证明我们的的观点感兴趣的话，我想推荐斯图尔特·里奇（Stuart Ritchie）的一本书——《科学虚构：欺诈、偏见、疏忽和炒作如何破坏了对真理的探索》（Science Fictions: How Fraud, Bias, Negligence and Hype Undermine the Search for Truth），在这本书中有许多有趣的案例。⑨

作为信徒，尽管有圣灵的内驻，但我们仍可能得出错误的结论，因为我们的思想仍受堕落的影响。保罗在写给罗马信徒的信中是这样说的：“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若我去做所不愿意做的，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罗7:19-20）。我想我们都愿意总是能得出正确的结论，但有时我们被罪所影响了的本性会使我们倍感受挫。

我们总是会根据自己的世界观来解读所有的客观信息。比如，当进化论者看着大峡谷的时候，他们看到的是一条小小的溪流和几十亿年的光阴。而当那些认为地球很“年轻”的创造论者看着同样的大峡谷时，他们看到的是一场大洪水。所以你看，摆在他们面前的客观事实虽然是一样的，但他们得出的解读却截然不同。

同样的，当涉及到那些基于普遍恩典而发现的、有关医学方面的事实或信息时，情况也是一样的。当读者或观察者看到医学方面的事实或信息时，他们会根据自己的“预设”来进行解读。无论是世俗心理咨询师，融合主义的基督教咨询师，还是圣经辅导员，情况都是如此。比如，有人会拿着关于强迫症的医学方面的事实或信息说：“这没有任何属灵的成分。这是一个纯粹的医学问题，需要求助于药物治疗和认知行为疗法。”而当另一个人看到同样的事实或信息时，他可能会宣称说：“这完全就是属灵的问题啊！”并认为医学方面的“事实”是无关痛痒的。

当然了，根据你的预设，你可以说这两种立场都不完全正确。那么，出于对被辅导者益处的考虑，我们到底该如何理清这个问题？当我们把“《圣经》的全备性”，“医学知识来自普遍恩典”，以及“并不是所有对医学信息的解读都是可信的”这几点放在一起时，我们可以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呢？我想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一起来看两个案例，相信这会给我们带来帮助。总而言之，当我们在应用来自《圣经》和来自普遍恩典的知识时，我们必须要记住，保持谦卑是绝对必要的。

两个案例分析

在我的办公桌对面，坐着一位年轻女士，她有许多担忧和挣扎。她的医生告诉她，说她患有抑郁症和焦虑症，她也正在接受药物治疗，但没有多大改善。她的医生随后又把她转介给了一位有执照的心理咨询师，这位咨询师也认同她被贴上的标签（即抑郁症和焦虑症），不过这位咨询师还给她加上了边缘型人格障碍（BPD）的标签。

在她的生活中，似乎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失望。首先，她的父母没有注意到她的需求。其次，她的男友似乎也没弄清楚他人生的主要任务就是娶她。她越是提醒他，他似乎离这个目标越远。不仅如此，她的朋友们一开始似乎理解她需要他们对她全身心的关注，但最终她的朋友们也变得精疲力尽，然后就消失不见了。

这还不是最糟糕的，在她被诊断为边缘型人格障碍后，她回到家赶紧向“谷歌医生”询问（即在网上查找相关信息），随后得知，许多人都认为边缘型人格障碍是不治之症！她一想到自己的情况不可能有任何改变时，便感到绝望至极。四处无望之际，她来到了我的办公室，试图寻找一些从其他地方无法获得的盼望。她的这种情况，对于我们理解前面所说的其中一种极端（即医学的诊断是错误的，她需要的是《圣经》的真理和原则）会很有帮助。

还有一个案例属于另外一种极端，我虽然没有亲自见过这位被辅导者，但有关她的故事已经出版成书，并且阅读量很大。这个案例可以在苏珊娜·卡哈兰（Susannah Cahalan）的《大脑起火：我疯狂的一个月》（Brain on Fire: My Month of Madness）一书中找到。⑩起初，卡哈兰在新闻工作的道路上走得顺风顺水，然而突如其来的幻觉和妄想打断了她的工作。最初，她就诊于纽约的一位著名的神经科医生那里，这位医生确信她的幻觉和妄想是由于酒精戒断所引起的反应。她确实有长期酗酒的习惯，但她的症状和她的故事并不符合这个结论。当我读到她的故事时，作为一名医生，我首先考虑的是双相狂躁症和精神分裂症，但我的猜想最后也被证明是错的。在接下来的三十天里，卡哈兰的状态从幻觉一落千丈为紧张性精神症，她甚至失去了自理的能力。在此期间，她曾多次住院，并服用了一些药物，但这些药物对她的帮助并不大，跟第一个案列中的病人差不多。

最后，她又一次住进了急诊室，由另一位从未见过她也从未听过有关她的故事的医生照顾。她很快也见到了另外一位神经科医生。这两位医生都相信她的情况没有这么简单，于是他们给她做了人们能想到的所有测试，甚至通过脊髓穿刺来检查她的脊髓液。而正是这项检查使得她的情况大为改观。

通过这项检查他们发现，她脊髓液中有炎症性白细胞，但没有细菌，随后他们又给她做了一个大脑活检。活检的结果显示，她得了一种炎症性疾病，这种疾病后来被命名为“抗NMDA受体自身免疫性脑炎”。也就是说，这个病人既不是戒酒反应，也不是精神分裂症（但她还是被错误地贴上了这些标签）。她患有一种病理学上的大脑炎症疾病。她随后也接受了类固醇和免疫球蛋白治疗，医生对她的血液也加以过滤，进而除掉血液中带有攻击性的抗体，因为她的免疫系统误认为她的大脑受到了外来侵入，并准备要将外来入侵者除之而后快。

与我们的第一个案例不同，卡哈兰的身体果真出了问题。她之所以能活下来，是因为有几位医生并不满足于那个“简单的答案”。他们一直在寻找真正的病因，直到找到她的病理所在。她最终获得治愈，生命也被挽救。

这两个案例与我们在第一章中所讨论的案例相似，因为这些案例中的患者都有可能被误诊和误治。卡哈兰就被错误地指控为犯了《圣经》所定义的罪，即长期酗酒。指控她的，是一位受人尊敬、经验丰富的神经病学专家。尽管他说她犯了酗酒的罪，这并没有错，但他认定酗酒是导致她当前精神和身体问题的原因，就是错误的了。如果后来的医生也同意这种“指控”，那她真可能会死掉，因为罪并不是她问题的根源。

这两个案例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机会，让我们可以看到“圣经真理”、“医学信息的质量”和“解读的可信度”这三个重要的要素是如何相互影响和作用的。从第一个案例开始，就“医学信息的质量”而言，我们可以说些什么呢？从医学的角度来看，我认为那位心理医生给出的诊断并不令人信服。

目前的学术文献对边缘型人格障碍的病因没有提供任何可信的解释：“边缘型人格障碍（BPD）的病因尚不清楚。大多数假设表明，边缘型人格障碍是由遗传、神经生物学特征和社会心理等因素共同造成的。”⑪如果没有明确的生理性原因，边缘型人格障碍的诊断似乎就是一种对人特定行为的描述。

人们通常会通过“很难维持关系”、“空虚感”、“情绪波动”、“易怒”、“对失去朋友的强烈的恐惧”和“自我伤害”这些行为来诊断一个人是否患有边缘型人格障碍。在1980年之前，边缘型人格障碍的诊断并不存在。这并不意味着这些行为不存在；这些行为当然是存在的。只不过在以前，这些行为从未被“打包”归类为一种精神类疾病。

鉴于边缘型人格障碍的主要症状实际上是描述了“一些同时发生的行为”，那么对这些行为的解释又有什么值得信赖的地方呢？虽然现在的精神病学和世俗心理学家会说边缘型人格障碍是一种心理疾病，但这种解读并没有得到客观证据的充分支持。这样看来，这种基于普遍恩典的、错误的医学信息对我们没什么帮助。

那么，作为圣经辅导员，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这一诊断，又应该如何做出回应呢？我认为，决定性因素就在于《圣经》的全备性。正如我们在第一章中所讨论过的，我决不会把《圣经》明确认定为罪的东西称为疾病。事实上，根据《圣经》，边缘型人格障碍的大多数典型症状，其实都是罪（不是疾病）。

当我们辅导时，我们应该以保罗在写给加拉太人的信中所谈到的那种态度来服侍我们的被辅导者——“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加6:1）。

当我们看到其他信徒的生活时，我们同样也要带着谦卑和关心的态度，就像保罗所教导的那样行。我们必须要避免将《圣经》中没有明确定义为罪的行为定义为罪。但如果我们想要更多地帮助那些被贴上标签的人（并且这样的标签并没有得到充分的支持），那我们就必须将他们的思想和行为与《圣经》相比较。当他们的行为在《圣经》中被明确认定为罪的时候，我们服侍他们的最好的方式就是和他们分享圣经真理。保罗在写给哥林多教会和以弗所教会的信中就是这样明确教导的。

同时，非常重要的一点是：我们要记得，这些人也是在经历着患难困苦的人。许多被诊断为边缘型人格障碍的人都有童年被虐待或被忽视的经历。因此，他们渴望拥有稳定的关系，我想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所以我们首先应该把他们当作“受苦者”来对待。但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也应该向他们提供《圣经》里的盼望。

对于边缘型人格障碍特有的行为、情绪和想法，《圣经》不仅有所描述，而且提供了一个绝佳的解决方案。比如在第一个案例中，这位年轻的女士把她所有的时间都花在了寻求别人为她服务和满足她的需求这件事上。保罗在写给腓立比教会的信中就详细地论述了这样的问题：“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各人看别人比自己强。各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腓2:3-5）。

案例中的这位女士，她挣扎的核心就是一种“长期实践且根深蒂固的自我中心”。然而，靠着神的恩典，这种状况是可以改变的。这意味着她需要改变生活的主要目标。也就是说，她必须要把荣耀神作为她生活的主要目标，而不是让别人来满足她的需要（林前10:31）。

感谢主！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圣经辅导的进展，这位年轻的女子彻底改变了。保罗教导得很清楚，“改变”是基督徒生活的一部分：“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林后5:17）。作为信徒，神命令我们要改变，并会赐我们能力去实现改变（弗4:22-24；腓2:12-13）。

因为边缘型人格障碍并没有明确的医学成因或治疗方法，所以我们应该把诊断放在一边，直接去解决那些呈现出来的核心问题。并且有关边缘型人格障碍的医学信息缺乏作为一种普遍恩典的可信度。相反，这类所谓的医学信息似乎是对人的一种特定行为的错误解释。因此，当辅导那些被贴上了边缘型人格障碍的标签的辅导对象时，我们要带着谦卑和怜悯，把真正的盼望带到他们真正的问题中去。

第二个案例却完全不同。在今天，有关“抗NMDA受体自身免疫性脑炎”的医学信息的有效性已经得到了很好地证实（尽管在卡哈兰患这个病的时候，人们普遍对这个病并不了解）。⑫事实上，我们如今所拥有的，对这种疾病的准确的医学认识，实际上就是一个令人惊叹的普遍恩典的产物。这个案例也很好地说明了“妄加解读”医学信息可能带来的风险。就比如一开始的那位神经科医生就错误地解读了卡哈兰的病情，如果卡哈兰当时没再寻求进一步的治疗，那她很可能已经死了。

这个案例对我们这些参与圣经辅导服侍的人来说也是一种警示。我们很容易和第一位神经科医生一样，会根据卡哈兰之前所展现出来的行为对她妄下结论。事实上，当我们遇到一些被辅导者，当他们的故事不足以让我们给出明确结论的情况下，我们应该选择谦卑，不妄做判断。

有些时候，被辅导者确实会表现出一些看起来像是罪的行为、想法和情绪反应，但又不是完全吻合。比如，有一位女士来辅导中心寻求帮助，她有焦虑、失眠和心跳快速且不规则等问题。她的生活显得杂乱，某些方面表明她的自我管理能力很差。如果匆匆忙忙处理她的情况，我们很可能会快速得出这样的结论：认罪、悔改和改变她现有的行为模式就是最终的解决办法。然而，当我们比较透彻地了解她的病史过后才发现，她一直都在使用减充血剂和补充剂，而这才是她问题的根源。在医疗和辅导中，有许多类似的情况，需要我们像箴言书18章13节那样，在给出答案之前，仔细地倾听故事的全部内容。

我想在上述情况中，《圣经》的全备性确实给我们提供了重要的引导。正如我们前面所提到的，“有病的人需要医生”（可2:17）。除此之外，对于信徒应该如何应对疾病所带来的重担，《圣经》也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教导。这方面的讨论可能会超出本章的主题范围，所以我们将在丹·甘农（Dan Gannon, MD）撰写的“如何辅导身患疾病的人？”这一章中详细论述。

在上文的两个案例中，这两位患者（被辅导者）的故事就说明了我们该如何将“普遍恩典”（common grace）、“罪对人心智的影响”（noetic effect of sin）和“《圣经》的全备性”（the sufficiency of Scripture）这三条教义运用到具体的辅导实践中。这两个案例各处在两个极端的一端，随着本书内容的展开，我们会看到许多在这两个端点之间的辅导的情况。无论是对极端的情况，还是居中的情况，这些原则仍是有效的，但当我们应用这些原则的时候，需要谦卑和智慧。

附录：
① 杰·亚当斯（Jay Adams）, 《基督徒辅导神学》（Theology of Christian Counseling） (Grand Rapids: Zondervan, 1979), 1–6.
② 约翰·弗雷姆（John Frame）, 《有关神话语的教义》（The Doctrine of the Word of God ）(Phillipsburg, NJ: P&R), 221.
③ 希斯·兰伯特（Heath Lambert）,《圣经辅导神学：辅导事工的教义基础》（A Theology of Biblical Counseling: The Doctrinal Foundations of Counseling Ministry） (Grand Rapids: Zondervan Academic, 2016), 37–54.
④ 弗雷姆（Frame）, 《关于神话语的教义》（Doctrine of the Word）, 第221页。
⑤ 兰伯特（Lambert）, 《圣经辅导神学》（A Theology of Biblical Counseling）,Kindle版，第79页。
⑥ 译者注：Noetic这一单词看起来与Noah（也就是诺亚）接近。
⑦ “Noetic,” 梅里亚姆·韦伯斯特在线词典（Merriam-Webster Online Dictionary）, 参见https://www.merriam-webster.com/dictionary/noetic
⑧ 约翰·弗雷姆（John M. Frame）, 《有关神的知识的教义》（The Doctrine of the Knowledge of God） (Phillipsburg, NJ: P&R, 1987), 140.
⑨ 斯图尔特·里奇（Stuart Ritchie）, 《科学虚构：欺诈、偏见、疏忽和炒作如何破坏了对真理的探索》（Science Fictions: How Fraud, Bias, Negligence, and Hype Undermine the Search for Truth） (New York: Metropolitan Books, 2020).
⑩ 苏珊娜·卡哈兰（Susannah Cahalan）, 《大脑起火：我疯狂的一个月》（Brain on Fire: My Month of Madness） (London: Simon & Schuster, 2013).
⑪ 安德鲁·斯科多尔（Andrew Skodol）,《边缘型人格障碍：流行病学、发病机制、临床特征、病程、评估和诊断》（“Borderline Personality Disorder: Epidemiology, Pathogenesis, Clinical features, Course, Assessment, and Diagnosis,”）参见：https://www.uptodate. com/contents/borderline-personality-disorder-epidemiology-pathogenesis-clinical-features- course-assessment-and-diagnosis/print, 2021年6月24日更新。
⑫ 约瑟夫·达尔莫（Joseph Dalmau）和米尔纳·R·罗森菲尔德（Myrna R. Rosenfeld）合著, 《副肿瘤性和自身免疫性脑炎》（“Paraneoplastic and Autoimmune Encephalitis,”）参见：https://www.uptodate.com/contents/paraneoplastic-and-autoimmune- encephalitis/print,2021年11月3日更新。